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土地成本的飙涨以及环境成本上涨，使得中国依赖低廉劳动力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沿海地区的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压力迅速增大。
中国制造业的重镇——珠三角地区就是这种模式的缩影。在招工越来越难、薪资迅速上升、原材料和土地价格一天天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它对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不断缩小。不少投资者将目光投向用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甚至是非洲国家。阿迪达斯关停中国国内工厂把产能转移到缅甸之后，凡客外迁产能到孟加拉国，三星斥资20亿美元打算在越南建立新的产品生产线，耐克在越南的生产份额超越中国，这些现象被称为中国制造业的“东南飞”。
中国制造业的外移有多种成本上涨的因素，有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但也有中国各级政府的推动。在传统制造业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当地的土地和房产价格节节高升，成为吸引地方政府的“造富”来源。当“土地经济”模式在全国普及后，地方政府都会来算这笔账：有限的土地和空间资源能吸引多少投资？能带来多少回报？能为地方财政贡献多少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产业升级”与“腾笼换鸟”就成为推动传统制造业外移的两大动力。
虽然制造业外移引起了企业、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对外资及其中国本地企业来说，要想下决心离开珠三角地区并不容易。首先，企业外移必须零零散散地安装非常多的附属设备，但往往很难把整套设备固定、打包并运出中国。其次，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迁出企业同时还面临罢工、社会稳定、缺乏熟练技工等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在不引起其他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创建与珠三角相当的生态系统——从供应商集群、到直通深圳和香港港口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非常困难。例如，对纺织业等行业的制造商而言，将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转移到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国相对容易一些，但玩具制造业等行业就不那么容易转移了，因为这些行业的生存依赖集中化的供应商集群，而玩具业大多位于华南地区。不用说整体搬迁到中国之外，即便对只是考虑迁往中国内陆的企业来说，决定搬迁也不容易。有时候迁往内地能将劳动力成本降低，但内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则不如广东。
目前，不少企业在是去还是留的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这种两难的心理也是中国在未来产业转型升级中应该把握的关键问题。在安邦（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中国搞产业升级决不能忽视产业集群的作用。对“世界工厂”来说，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单个的外来投资项目或工厂，而是多年以来形成的产业集群，它是企业所赖以生存的产业生态系统。从系统角度看，产业集群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单个企业的集合。要知道，形成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集群很难，而毁掉它之后再想恢复它则极为困难。
我们并不是反对产业升级，实际上，正是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提出了中国从“世界工厂”1.0向“世界工厂”2.0、3.0发展的升级之路。然而，产业升级主要应该靠市场来完成，而不是由政府强行推动。现在有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房地产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然而，在地方政府因为房地产的利益来强制搬迁企业，却有可能毁掉珍贵的产业集群。虽然房地产业来钱多、快、容易，但制造业对地方经济的支撑不容忽视。在制造业发达的东莞，制造业的发展带动起了酒店业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价格也被带动起来。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东莞的制造业因承受压力而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东莞的服务业和资产价格都大幅下滑，不少五星级酒店难以经营下去，因此而摘星降级，有些甚至关门。
在贺军看来，中国产业升级的模式和重点也需要创新。目前国内谈产业升级和创新，很多时候都是在谈单个企业的升级、企业的创新，很少从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角度来考虑整体升级和创新。在制造业升级时，能否在保留产业集群优势的情况下进行创新？比如由过去单纯的装配转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装配生产发展到接单、设计、供应链服务、信息服务等。另外，在将部分低端环节主动向更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同时，也可以保留产业集群中的部分较高端的链条。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活动由装备制造中心逐渐转向更高端的产业服务中心，保留制造业的核心和高端部分，那么，制造业“东南飞”就不会过度冲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制造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重要性。如果基于房地产利益而过度干预产业升级是不明智的选择。重视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价值，保持产业生态系统，对全国和地方经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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